要害詞：古典文學 俞樾
一部古籍收拾著作，該若何評價其價值和東西的品質？筆者認為可從主要度（收拾對象的影響力）、立異度（以前有無收拾或較之前收拾有無主要衝破）、難易度（是簡易收拾仍是簡略單純收拾）、規范度（能否合適古籍收拾普通性規定）、靠得住度（收拾的錯誤率）五方面往斟酌。前三者重要是價值評價，后兩者重要是東西的品質評價。依此尺度，張燕嬰編纂校點的《俞樾詩文集》（國民文學出書社2022年3月，以下簡稱“人文本”）或可稱得上是一部“五度”俱佳的古籍收拾結果。
俞樾（1821—1907）是晚清有名的經學家和教導家，被陳寅恪師長教師譽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俞曲園師長教師病中夢話跋》），對晚清社會文明的成長起到了主要感化。其著作淹通四部，確為一代通儒；其在晚清政壇運動時光不長，但師友多有曾國藩、李鴻章、彭玉麟如許的朝廷要員；其平生中近半個世紀都在江南從事教導，從其問學的弟子不下千人，著名者數以百計，皆在晚清平易近國粹界、政壇或文明範疇留下各自的影響。由此愈可見出俞樾自己的影響力，以致于時人六橋三多曾以“山中宰相陶弘景”為比。由于俞樾多元的成分，其詩文作品離開了純文學的意味，成為“貫穿文史哲之詩文”（《俞樾詩文集·代媒介》），主要度不問可知。
據我所知，早在十余年前，張燕嬰就開端了俞樾著作的彙集收拾任務，并陸續提交出書了《俞樾函札輯證》（鳳凰出書社2014年）、《春在堂函牘》（鳳凰出書社2020年）。而《俞樾詩文集》雖早在2012年即交付國民文學出書社，然因各類緣由，拖延至今始得面世，以致正式見書晚于浙江古籍出書社和鳳凰出書社的個人空間《俞樾選集》（以下分辨簡稱“浙古本”和“鳳凰本”）。但“人文本”仍有主要的立異和私密空間參考價值。如“鳳凰本”所收《賓萌外集》《賓萌集》《春在堂雜文》未做輯佚，“人文本”僅據俞樾晚期作品的刻本或底稿就輯得17篇。
如眾周知，收拾俞氏詩文，藍本無疑以《春在堂全書》刻本為首選。但俞樾作品的晚期刊本至其暮年重編時多有芟薙，形成一部門晚期作品掉載于《全書》本；另一方面俞樾仍有大批集外詩文散在遍地。若何輯佚，輯得若何，既見難度，又見工夫。
“人文本”不只將《春在堂全書》中的詩文創作匯集起來（包含《春在堂詩編》《春在堂詞錄》《賓萌集》《賓萌外集》《春在堂雜文》《春在堂函牘》等23種），并彙集到刻印單行的《金縷曲廿四疊韻》《曲園四書文》《曲園課孫草》《曲園擬墨》四種（鳳凰本掉收《金縷曲廿四疊韻》一種、浙古本掉收《曲園擬墨》一種）和僅以底稿小樹屋傳世的《春在堂函牘》卷七；並且更專心輯補《全書》之外的作品。收拾者曾在中國國度藏書樓、上海藏書樓、瑞安玉海樓、japan(日本)國會藏書樓、japan(日本)早稻田年夜學藏書樓等多家藏書樓目驗俞樾稿手本著作17種，顛末核校考辨，輯得未支出《全書》本和單行刻本的詩7題13首、文14篇（支出第7冊“詩文編錄”中）。又曾在2016年德清縣博物館舉行“花落春仍在——俞樾書法特展”中，輯得俞氏集外詩1題5首、文2篇。這種不計甘苦和本錢的輯佚，在時下的收拾者中，生怕并未幾見。正由於收拾者充足彙集俞氏作品集的稿、抄、刻本，普遍閱讀其交游圈人物的著作與家譜，檢索俞樾生平游歷、生涯過的處所文獻材料，做了大批的彙集、補訂，終極才輯得詩詞170多題、文250多篇，約20萬字，其立異度和難度無疑值得確定。
我國古籍收拾工作積厚流光，留下了良多可貴的經歷和行業通例，惋惜面前目今不少古籍收拾并不尊敬這些最少的行業公例，以致于水校水注橫行，該校該注處反而缺掉或訛誤。“人文本”的校勘是當真而規范的，好比“收拾闡明”對所用藍本和主要參校本都做了規范著錄。收錄在《春在堂全書》中的作品集，雖年夜都顛末俞樾的親身核定和蔡啟盛校勘（即《全書》中刻進的《春在堂全書校勘記》），但仍不免誤字。“人文本”在充足把握俞樾作品底稿與各時代刊本的基本上，或據分歧版本、或據用典出處、或據征引文獻，分辨應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諸法予以勘誤，此中僅通校過的版本就有10種之多。
校點的當真規范，天然也為結果的靠得住度供給了保證。“人文本”對編錄詩文做了特別考辨，厘清了哪些是改本（需出校），哪些是真正的集外文（需輯補）。如浙古本所輯《清明作社》《梅花》等詩，《報汪蓮府琴軒瞻園書》《畫余盦古泉譜序》《庶幾堂今樂序》《讀方澍人嘯云樓詩書語》《佚名經學書目識語》等文，實皆見于《全書》，僅標題或文字有異，應出校而不進輯佚。“人文本”還做到了輯佚皆用一手資料，不消轉錄；如《曲園遺囑》一文不消俞潤平易近、陳煦的《德清俞氏》轉錄，而據上海藏書樓所躲之俞氏手跡影印本，故文1對1教學字較前者為多；“浙古本”輯佚中有文教學場地6篇、詩4題，因“人文本”未見原始資料，故腳踏實地，未做轉錄。
與此同時，“人文本”的校記，由於當真規范，還有擴大研討的價值。好比，由于其通校本包含清道光己酉刻本《勤學為福齋詩鈔》三卷、清咸豐八年刻本《日損益齋詩鈔》十卷，清咸豐辛亥刻本《勤學為福齋文鈔》二卷、清刻本《草草廬四六文鈔》二卷、清咸豐九年刻本《日損益齋駢儷文鈔》四卷等俞集的晚期單行本，使得《詩文集》的校記還在相當水平上復原了俞樾詩文創作修訂的經過歷程。再如，《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九支出俞樾為湯壽潛的《四通考輯要》撰寫的序文（以下簡稱“《雜文》本”），收拾者發明，此序又見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圖書集成局鉛印本《三通考輯要》書前（以下簡稱“鉛印本書前序”），經校勘可知，“《雜文》本”中的“四通”，在“鉛印本書前序”中均作“三通”，而缺乏之“一通”，乃“明人王圻所續者”（即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據俞序可知，他為湯著撰序時“未見其書”，僅“不雅其自序”。看來湯壽潛撰作的最後目的是要為四部《通考》冊本做“輯要”，而在著作經過歷程中又調劑了打算，終極僅為三部《通考》冊本做了“輯要”。若非收拾者當真仔細，將兩篇序文對應起來，這一經過歷程極有能夠就耗費了。
（作者：張劍，系北京年夜學中文系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