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學結業已然四十余年，不論是在高校當教員，仍是在雜志社做編纂，抑或在文學院搞寫作，我一直苦守在文學批駁和文學實際這塊“地盤”上，自知建樹微薄，但有一點仍是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風云幻化、世俗如潮的時光長河中，守住了學術的知己、評論的底線，一個步驟一個步驟走到了明天。而這種苦守，與《文學評論》對我無形、有形的影響，持續不竭的“敦促”，有直接的關系。
一
20世紀70年月中期，我在山西年夜學中文系唸書。那時的先生年紀年夜、經過的事況廣，與教員之間既是師生關系，又像父子、兄弟。先生到教員家里就教、聊天、借書是屢見不鮮，可謂其樂融融。我們開設有“文學概論”課、寫作課。講解寫作課的是李西成教員，他曾在1949年前開辦的《益世報》《文報告請示》做過編纂、記者，有豐盛的寫作經歷，性情隨和而健談。我是寫作課課代表，與李教員的來往比擬多。
有一次，我在李教員的書柜里，看到“占據”多半層、擺列整潔的一溜刊物。他翻開書柜讓我本身翻閱，我抽出幾本，恰是《文學評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份期刊，封面簡練、純粹，內在的事務豐盛、厚重。李教員在一旁說，這是中國迷信院哲學社會學部文學研討所（今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主辦的期刊，1957年創刊時叫《文學研討》，1959年更名《文學評論》，1966年復刊。這是全國文學研討的威望期刊，涵蓋文學實際、古典文學、古代文學、今世文學等各個範疇。頒發文章的年夜多是有名學者，在下面頒發文章很難。我一邊翻閱刊物，一邊聽李教員先容。他看我進迷的樣子，說：“你要愛好，拿幾本往看吧，看完再來換取。”
于是，我每次借二三本，看完即還，再續借。就如許，我用幾個月時光，閱讀了李教員書柜里收藏的年夜約十年的《文學研討》《文學評論》。那時，我們固然開設“文學概論”課，但內在的事務簡略、有局限，對于懂得《文學評論》如許專門研究、精深的刊物，確切有點力有未逮。但我憑著一種熱忱、鉆研的精力，仍是“螞蟻啃骨頭”般選讀了此中的百十篇文章。
“現今世文學”和“文學實際”兩個欄目標文章，是我非分特別感愛好的。現今世文學研討文章，譬如卜林扉（林非）《魯迅小說的人物創作——進修魯迅短篇小說札記》、潘旭瀾《談李準的小說》、何其芳等《筆談〈林海雪原〉、〈苦菜花〉、〈紅日〉》、張立云《好漢的時期，時期的好漢——〈歐陽海之歌〉的創作成績》等；文學實際文章，譬如蔡儀《再論實際主義題目》、以群《論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唐弢《關于題材》、韋吶《略述關于典範人物的幾個題目》、郭預衡《〈文心雕龍〉評論作家的幾個特色》等，給我留下了深入印象。
20世紀五六十年月的中國文學評論，隨同著時期、文學成長一路前行，雖走過一些彎路，但在思惟內在的事務上盡力挖掘、提出嚴重的文學題目，在學術尋求上保持求真、務虛、嚴謹的精力，是值得充足確定和敬佩的。我自知老練、膚淺，“雖不克不及至，心向往之”，在《文學評論》上頒發文章成為我遠遠而漂亮的幻想。
1978年，《文學評論》停刊，我從山西年夜學的小書亭喜悅地買到了第1期，訂價0.37元，從此期期不落，還有良多同窗也是每期必買。80年月之后，水漲船高，訂價節節攀升，但我一向把它看成訂閱雜志的首選。
二
20世紀80年月中期是社會風云激蕩、文學艱巨轉型的時代。1986年秋天，我餐與加入了由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主辦的“文學評論高等進修班”的進修。文學所的引導、學者以及《文學評論》的編纂，年夜多是進修班的講課教員，此外還聘任了哲學、社會學、心思學、美學等方面的專家授課。全國活潑的文學態勢，專家學者開放的思惟不雅念，激蕩著青年學員的心靈。此時，我已認定了本身的文學評論志向，在《山西年夜學學報》《名作觀賞》《批駁家》《小說導報》《今世文壇》等報刊頒發過二十多篇評論文章，內在的事務集中在今世作家作批評論和文學實際批駁研討上。
1987年1月8日，我特地造訪了《文學評論》今世文學編纂室的彭韻倩教員。早在1982年，我和山西年夜學中文系的高捷教員等合著了《趙樹理傳》，彭教員瀏覽了黃修己的《趙樹理評傳》，寫了《讀〈趙樹理評傳〉》，頒發在《文學評論》上，此中論及我們的列傳，并賜與好評。彭教員是南邊人，和氣、干練，因了有此前的文字之交，會晤就感到親熱、放松。她訊問了我唸書、寫作的情形，以及進修學員的靜態。我向她談了本身對文學的一些設法、認知，特殊談到我想寫一篇評王安憶“三戀”（即《荒山之戀》《小城會議室出租之戀》《美麗谷之戀》）的文章。她激勵我把評“三戀”的文章寫出來，說這是一篇難度較年夜的評論。
離別彭教員后，我沉醉在高興中。彭教員的真摯、和氣，顯示出學術的境界和風度。回到山西，我當真寫出了評王安憶“三戀”的文章《性命的河道》，寄給彭教員。但不久收到回信，說“三戀”在文壇上有爭議，批駁聲響較多，我的文章還不敷成熟。我深深感觸感染到《文學評論》的穩重、嚴謹，本身在學術上的稚嫩、膚淺，還達不到它的高度。隨后，我把文章轉寄給天津的《文學不受拘束談》頒發。
1990年秋天，我專心寫出《“屏障”后的重建——池莉中篇小說解析》，惴惴地寄給彭韻倩教員，沒過多久收到她的回信，說稿子已核閱，來歲可收回，并指出了文章的長處和缺乏。文章在《文學評論》1991年第2期頒發，放在“作家作批評論小輯”首篇。這是我在威望評論刊物上頒發的第一篇文章，完成了年夜學時代的文學“幻想”。這篇文章用學術的尺度權衡，天然還有間隔，但它包含了一種新意和銳氣，可謂我青年時代的代表作。也許彭教員恰是從培植青年的意義上發布了它。丁帆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文學評論》還有一個值得很多學術刊物敬佩和進修的精良傳統，就是他們為了培育青年批駁家步隊，肯花鼎力氣。”（《為我引路的良師益友——我與〈文學評論〉》，《今世作家評論》2020年第2期）我在彭教員身上感觸感染到了她對后學的關愛、領導和攙扶幫助。
三
在20世紀80年月中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間里，我經過的事況了《文學評論》的三位編纂：彭韻倩教員、楊世偉教員、董之林教員。在他們的輔助、扶攜提拔下，我在《文學評論》頒發了六篇文章，借使倘使加上在《文學評論叢刊》（《文學評論》編纂部與南京年夜學中文系合辦）頒發的三篇文章，有九篇之多。我給《文學評論》投稿很慎重，并未幾，但年夜大都都被采用了。作者與刊物的關系，現實上就是作者與編纂的關系。我同這三位編纂教員并無什么交往，有的甚至不曾碰面，只是一種文字關系，是情投意合的正人之交，但他們卻賜與我那么多敦促、扶攜提拔。他們代表的是學術刊物的一種境界與職責。
1996年炎天，山西作協召開全省文學實際與批駁會議，約請了楊世偉教員。楊教員既當編纂也從事今世文學研討，是一個真摯、樸素、嚴謹的人，他在會上講了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駁。我們就如許瞭解了。昔時秋天，我寫了一篇評村落小說作家劉玉堂的文章《平易近間的魅力與性命》寄給楊教員。不到兩個月，楊教員就回應版主長信，說：“劉玉堂是我們早已留意到的作家，在寫鄉村的作家中是比擬有特點、有成績的……您的來稿正應時宜。您文章的視角——平易近間文明，是好的；闡述也正確，預備刊用。”接著，又具體談了幾處“需求改良和進步”的處所，如對魯迅“發蒙批評”思惟的闡釋需求更簡潔、正確一些，對平易近間文明的闡述要跟作家作品的剖析貼合得更慎密一點，并吩咐要在昔時10月底前修正好寄回。這些看法既中肯又專門研究。文章在1997年第1期頒發。這是一次順遂而高興的投稿經過的事況，楊教員對我的文章傾瀉了血汗。1997年末，我完成了關于90年月村落聚會場地小說創作的課題，全文16000字，又寄給楊世偉教員，他很快回應版主說：稿子將盡快頒發。他又作了一些刪改，這就是《文學評論》1998年第3期頒發的《90年月村落小說綜論》。文章被《新漢文摘》等多種書刊轉錄發載，在學術界有必定反應，也開啟了我“中國今世村落小說研討”的標的目的。
董之林是我經過的事況的第三位編纂教員。她有文學博士學位，在《文學評論》當編纂，也做今世小說研討，是我的同齡人。我曾讀過她的多篇文章，在思惟不雅念上頗有共識。2005年10月，有感于90年月之后短篇小說的各種變更，我寫了長文《低沉中的苦守與新變——1989年以來的短篇小說》，有18000字，寄給董教員。她給作者寫信，但更愿意與作者直接通話。共享空間她在德律風中談了對文章的感觸感染、看法，說文章基礎成熟、不消年夜改，作些刪省、打磨即可。她還談到對山西文學以及幾位批駁家的印象，拖泥帶水、委婉而正確。她的聲響清亮、知性，我們像伴侶一樣聊得高興。過了不久，她把代表作《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寄贈，我通讀全書，收獲匪淺，成為我研討今世文學的主要參考書。
從這篇90年月短篇小說綜論開端，我的短篇小說研討逐步擴大，向前一年一年跟蹤、撰寫年度述評，向后一段一段延長，直至2015年關于完成一部六十余萬字的《中國今世短篇小說演化史》，由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推舉，進進國度社科基金后期贊助項目，并由該社出書，取得多項獎項。我深知，沒有董教員的領導、激勵，這個課題是不成能構成并完成的。之后，經過董教員之手，還頒發了《高曉聲小說論》《馬烽、趙樹理比擬論》兩篇文章。
年夜約在2009年，我給董教員寄上一篇《林斤瀾創作綜論》，第二年她給我打德律風說：“你的稿子早已編好，等著無機會設定。但此刻積稿太多了，你的稿子遲遲不克不及收回，其實欠好意思。你看如許行不可？我們與南京年夜學中文系合辦《文學評論叢刊》，我推舉到那兒可以嗎？”她說得懇切，我趕緊答：“可以可以。”她又說：“我來歲要退休了，我們堅持聯絡接觸……”我忽然一愣，董教員與我同齡，她來歲退休，我也要退休了。至今還未見董教員一面。頭腦里像飄過一只鷂子。
我曾在山西年夜學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輾轉調到山西作協當編纂、搞寫作。我力求走一條理性與感性融合的學術門路。在作協，作家的寫作沒有硬性的義務與考察，端賴自發自勵，這跟高校那種嚴厲的科研考察規定下，教員們想方想法發論文迥然分歧。我一直感到本身游離在學術“邊沿”，但在這種不受拘束、寬松的周遭的狀況和氣氛中，我之所以能有一點學術建樹，矢志篤行，是《文學評論》和編纂教員們給了我目的、定力和氣力。
2020年，我寫成一篇《論李健吾的小說創作》，想投給《文學評論》，此刻釀成網上投稿了，需求在電腦長進行一系列操縱，就像面臨一部宏大而冷淡的機械，用了兩三地利間終于操縱勝利，但等了家教三個多月時光，等來一句審稿看法：“高文已核閱，不擬采用。”心里忽然感到很掉落。好在當下文學評論期刊甚多，我的寫作沒有功利之慮，學術的六合仍然遼闊。
（作者單元：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