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文手札集》，潘光哲主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適留念館，2018年10月出書
11月5日，筆者忽然收到臺北舊噴鼻居書店吳師長教師的留言，告訴“中研院”版《胡適中文手札集》和《胡當令論集》行將上架，這實在令人高興，尤其是這兩種書的訂價比聯經新版《胡適日誌選集》（據吳師長教師說只是翻印，并未補充）親平易近很多。于是，筆者大膽啟齒求其代購，承蒙吳師長教師費神，親往南港近代史研討所取回厚厚五年夜本，并以航快寄送北京，19日晚《胡適中文手札集》就呈現在筆者的書桌上。
《胡當令論集》，潘光哲主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適留念館，2018年10月出書
“中研院”版《胡適選集》共分為“文存”“手札集”“時論集”“日誌”“詩存”“單行本論著”以及“文章紀年”，此中“手札集”和“時論集”最先排印。絕對于中國社會迷信院近代史研討所編《胡適交往手札選》（2013年），《胡適中文手札集》僅收錄胡適師長教師的手札，別人的來函概不進選。此法雖略有遺憾，但編者既然設定了挑撰準繩，必定有其初志。即使這般，“較之舊版《胡適選集·手札》字數約為一百一十余萬字；新版《胡適中文手札集》多達一百六十余萬字，網羅收拾更為完全，從而為清楚胡適的思惟與人際收集，供給更普遍周全的線索”。胡適留念館的先容盡非虛言，即使不收來函，新版手札集也比《胡適交往手札選》多了近六萬字。筆者稍稍翻閱即發明了良多初次公然的書札，譬如1931年4月19日致趙萬里函、1958年3月22日致袁同禮函，它們均屬胡適檔案檢索體系中新表露者，從未被學界所知，讓筆者為之狂喜。可以預感，《胡適中文手札集》將為寬大學人供給更多的可貴史料，極年夜地推進相干學術範疇的研討。
一、佚信
“中研院”版“手札集”固然沒有冠以“手札選集”之名，但附屬《胡適選集》之下，且“以‘不斷改進，后來居上’為目的，期可為學界供給最完全（毫無刪易）與最準確（匯總各類版本，停止編校）的胡適著作文本，以方便用”。潘光哲師長教師在編者序中這般表述，其目的和志向天然是盡其所能責備，在五四活動一百周年到臨之際，假該書為胡適師長教師作一總結與留念。
但是就筆者所見所知，另有胡適師長教師七封親筆手札未被編進《胡適中文手札集》，這實在令人遺憾，故撰文盼望有所彌補。這些佚信的情形各不雷同，此中袁同禮師長教師家人躲有胡適師長教師手札三封，均寫于1919年，筆者取得其特殊受權，予以公布；上海市檔案館曾刊布過一封；還有三封躲舞蹈教室于中國國度藏書樓。按照當時間次序，收拾如下，原文中的小字改用括弧標注。
（一）
守和師長教師：來信說清華先生要辦一個“口語文學研討會”，我聽了很是興奮。那時我如有功夫，必定來參加會商。按期何時，請早日告我。
弟胡適 敬上。
三月七日
按：此信寫于1919年3月7日，清華黌舍“口語文學研討會”成立于是月初（見《清華周刊》第一百六十一期“校聞”一欄）。此信為筆者所知胡適、袁同禮兩位師長教師來往的最早記載，后者時在清華黌舍掌管藏書樓事務，普遍約請學界人士前去該校演講。從下款的敬稱——“守和師長教師”亦可揣度二人方才結識不久，自此友情日漸深摯，直至1962年頭胡適師長教師往世。
（二）
守和吾兄：那天我從教導部會場回來，翻出我的記事簿，剛剛了解我曾應許送吾兄一本哲學史，并不是應許孟師長教師的，是我記錯了。所以我把書奉上，請你賞收。還有中學口語文學會要我（四月十九日）來演說的事，我必定來。可是假如他們能改在四月廿六日，便更好了。由於二十六日我要來清華做裁判員。
適
按：此信應寫于1919年3月底4月初。“教導部會場”似指教導部所開“全國教導查詢拜訪會”，該會自3月27日揭1對1教學幕（見《申報》3月29日第三版“專電”一欄）至4月初停止（見“教導查詢拜訪會第一次會議陳述”，《教導雜志》第十一卷第五號）。“哲學史”即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綱領》，是年2月第一版，為“北京年夜學叢書之一”，“孟師長教師”待考。4月26日（周六），胡適在清華黌舍會堂做“口語文學何故必需研討”的演講；同日晚八時，清華黌舍舉辦國語演說競賽，參賽者羅隆基的講話——“中國留先生”最為惹人注視，胡適、金邦正（農業專門黌舍校長）、趙國材（清華副校長）為評判員（見《清華周刊》第一百六十八期“校聞”一欄）。
（三）
守和吾兄：前幾天在清華，惋惜不曾見著你聊下。此刻我因有一事，要想借貴校的留美先生季報（自一九一七年起）一用，準于二十六日帶回奉還。不知可以嗎？
胡適 敬上。
（四月十五夜）
按：此信應寫于1919年4月15日。《留美先生季報》的前身為《留美先生年報》（1911-1914），1914年3月正式改構成為“季報”，其主編多由清華黌舍（年夜學）留美先生擔負，如陳達、沈鵬飛、羅隆基等人，該刊先由中華書局出書，1917年1對1教學改由商務印書館刊行。
（四）
菊生師長教師：我譯的白郎寧的詩，只要二篇曾頒發過，今抄出送上。另有一篇，系早年用古文譯的，一時檢不出了。
又聞一多、徐志摩二君有譯白郎寧夫人的情詩二篇（見新月第一卷第一號），聞君譯了二十一首（見新月第一卷一、二號），徐君作說明，皆甚用功，也奉上。
胡適。
十九，七，十三。
按：該信躲于上海市檔案館，收錄于《上海市檔案館躲近古代名人墨跡》（2014年，435頁），陳子善師長教師對此信有詳盡的解讀（見2015年11月1日《文報告請示·筆會》），筆者不再贅述。
（五）
守和兄：前晚承賞飯，感激感激。珍本經書發行合資，先繳一股，俟安居后有余力當續繳一二股。另奉上拾元零貳角，為購刊之四種書之價，其書已收到了。兩項共六十元零貳角，合開支票一帋送上。
胡適。
十九，十二，十。
按：該信躲于中國國度藏書樓，不曾公布過。1929年11月，《國立北平藏書樓發行珍本經書招股章程》公布，創私密空間辦費暫定一萬元，共分二百股，倡議報酬學術界、文明界名人，合計三十位，胡適師長教師與袁同禮師長教師均在此中（見《國立北平藏書樓館共享會議室刊》第三卷第五期）。左側“退十元〇貳角”非袁同禮師長教師親筆，能夠為詳細經辦人的備注。
此外，筆者在《北京藏書樓館史材料匯編》（1992年，376-378、407頁）中亦曾見到胡適的兩封書札，分辨為1933年5月3日致段錫朋和錢昌明、1935年3月5日致袁同禮，未輯進《胡適中文手札集》。這兩封信又經《中國國度藏書樓館史材料長編》（2009年，241-242、272頁）付梓過，筆者就不再重錄了。
二、題目
直至本日，筆者尚未翻完五冊《胡適中文手札集》，但已發明兩個值得商議的小題目，故提出供學界切磋。一是該書固然廣加引征，應用各類材料，而某些資料的原作者曾修訂過舊作，編纂小組的教員們似乎并未就此類文章前后兩個版本予以需要的鑒別，招致誤系；二是胡適師長教師少部門信札于題名處并未注明每日天期，編者對此僅做了年夜致限制，若加倍細心翻閱胡適留念館館躲資本，或有進一個步驟明白撰寫時光的能夠。
（一）
《胡適中文手札集》第二冊中收錄了1932年7月9日致江紹原的兩封信，其出處為張挺、江小蕙《雪泥復見飛鴻爪——胡適又六封佚信箋注》一文（見《魯迅研討月刊》1993年第八期，26-27頁）。這兩封信又都收錄于《江紹原躲近代名人手札》（《中華書局》，2006年，205-206頁），江小蕙密斯在手札影印本中將此中第一封信改為1932年6月17日。這一變更似乎并未被手札集編者所留意到，江小蕙密斯也并未說明修改每日天期的啟事，但筆者以為這封信應當寫于1934年7月初，別的一封由胡適自己標注“七月九日”的信則，也同為1934年所寫。來由有三——
起首是如張挺、江小蕙“雪泥復見飛鴻爪”文中所言，1933年6月1日《新月》在上海刊行完第四卷第七期后正式復刊，固然該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和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留念號）間延宕了半年多，但此種擱淺并無復刊之虞，而是在搜集徐志摩遺作及親朋的留念文章，如1931年11月26日《申報》刊登“徐志摩昨日年夜殮”，文中明白告訴“至徐師長教師生平創作、將彙集由新月書店出書志摩留念號”（拜見今日《申報》第三張第十一版），而“志摩留念號”的刊行時光應為1932年8月；胡適給江紹原信中提到“近日葉公超兄與我們商討把新月月刊在北平回生”，更似指《新月》正式復刊后，斟酌到胡適師長教師1933年6月11日離平、6月18日晚由上海坐船出洋，這意味著此信極有能夠是1934年夏所作。
其次，信中提到“小兒子病猩紅熱，至今已兩禮拜……令姪女調在沾染病部”，張挺、江小蕙文中特殊注明“令姪女”為“江紹原之兄江亢虎長女江兆艾（名菊）”，現實上江亢虎長女為江兆菊、次女為江兆艾，前者1928年獲燕京年夜學理學士并于1932年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結業（見《私立燕京年夜學一覽》，1931年，323頁；《話說老協和》，1987年，479頁），后者在1933年秋從北京協和醫學院護士黌舍結業（《話說老協和》，1987年，482頁），因協和與燕年夜有持久一起配合，培育的大夫和護士年夜都先在燕年夜讀理學科，故1933年燕年夜刊行的《燕京報》中另有理四江兆艾同窗的記載（見《燕京報》1933年5月1日、12日初版）；畢竟是誰在照料“小三”胡思杜，筆者亦不克不及斷定，但更趨勢于江兆艾，由於她出生護士專門研究，具有在病房應對猩紅熱這類沾染病的實操才能，而江兆菊的特長似在婦幼助產方面，且不晚于1934年頭即南下到“中心”病院任職（見《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試驗處人員錄》，1934年1月，25頁）。
最后，胡適師長教師日誌中雖無胡思杜患猩紅熱的明白記敘，但1934年8月30日提到“帶小三往協和驗身材，大夫（Dr. Hall）說他可以進黌舍了，但不宜做激烈的活動”（見《胡適日誌選集》第七冊，2004年，138頁）。這位大夫的全名是Dr. G. A. M. Hall，與胡適師長教師亦是舊識（見《胡適日誌選集》第六冊，2004年，630頁），曾在上世紀三十年月執掌北平結核病防治中間（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1, p.120），對醫治同為呼吸道沾染病的猩紅熱應有盡對威望，此次就醫或許是胡思杜愈后的終極復診。
（二）
承蒙幾位先輩學者垂問咨詢人，筆者有幸從臺灣獲得一批有關袁同禮師長教師的檔案材料，此中一黃歷信為1950年5月20日所作，亦躲于胡適留念館。內在的事務如下，
適之師長教師：日前奉到十五日賜書，諸承唆使，至為心感。此間所躲英國皇家學會N. C. B.學報適稀有期為別人借往，無法校閱閱兵。又Zucker及Franke所譯之文尚未覓到，俟日后查明再行補進。茲先快要日彙集之論文簡目隨函送上，即乞鈞閱。至于Hoffman所譯之“四十自述”系分期刊載，似未全譯，而該期刊亦在第二次年夜戰時復刊，一俟查明其住址，當與之通信一詢也。關于編纂專集事，師長教師不免難免謙遜，敝意仍主意印甲乙兩集，仍祈斟酌。校閱閱兵各方志目次，光緒三年鄞縣志系最后所編印，以后并無續修之本。普仁斯敦事是一極年夜聲譽，未來如能翻開一條路，亦一年夜收獲，于中美文明增進進獻極年夜。內助聞尊夫人已抵噴鼻港，甚為欣喜，盼不久可以覓到妥便。昨史語所何君（北年夜結業）告知，孟麟師長教師不久可以來美，如能同船來美，實一好伴也。專此，敬頌
著祺
同禮 拜啟
蒲月二旬日
《胡適中文手札集》第四冊收錄了一封標注為1950年5月致袁同禮函（31-33頁）。將其與上信對比互見，不難發明此中所談內在的事務完整婚配，如Hoffmann所譯《四十自述》《鄞縣志》版本題目、普林（仁）斯頓葛斯德藏書樓延攬館長等事，也無中心再有它信往來的能夠，據此判斷手札集中胡適師長教師的信寫于5月15日，而僅標為5月的方法就略顯不當了，尤其斟酌到胡適留念館同時躲有這兩份書札。
補語
筆者草就此稿后，忽然收到西泠印社陸師長教師寄贈的2018年秋拍圖錄，此中“中外名人手跡暨戊戌變法120周年事念專場”上拍了胡適師長教師致孫壯（字伯恒）師長教師五封書札，這實在令人驚嘆！孫師長教師不只持久執掌商務印書館北京事務，更是活潑在清末平易近國粹術、文明界，但業績和學問至今不得彰顯，其底稿“商逸日誌”除《張元濟年譜長編》（2011年）略加援用，一向秘不示人，人間凡有只言片語均可視為稀見史料，況且是胡適師長教師的書札呢！
回回正題，“選集”古難全，不用過火苛求，借使倘使學界中人都能為胡適師長教師的集子盡一份心力，即使師長教師的屍骨早寒，卻仍未遠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