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顫動全國的“刺孫案”說起
1935年11月13日，曾雄踞江南、總攬五省的“西北王”——直系軍閥首級之一的孫傳芳（1885—1935），至天津釋教居士林進噴鼻時，被策劃已久、在此等待的一位女“刺客”，用勃朗寧手槍連發三槍將其擊斃。“女俠槍殺軍閥，舍身以報父仇”的消息一經傳出，顫動全國。
女“刺客”名為施劍翹（1905—1979），原名施谷蘭，安徽桐城人（今安徽樅陽人），居于山東濟南。其父施從濱對其悉心培育，關愛有加；她自幼接收傳統家塾教導，少年時又接收舊式黌舍教導，18歲時結業于天津師范黌舍。1925年秋，奉系軍閥張宗昌與直系軍閥孫傳芳，為爭取安徽、江蘇的地皮睜開年夜戰，施從濱作為張宗昌的手下兵敗被俘。孫傳芳將其斬殺梟首，暴尸三天三夜，且不準施家收尸。那時，年僅20歲的施谷蘭，立志為父報仇，起誓有朝一日定要手刃敵人。
聽說，施谷蘭先后寄看族兄與丈夫能報殺父之仇，皆未能如愿。在此時代，她更名“施劍翹”，以明心志；所謂“翹首看明月，拔劍問彼蒼”，時辰銘刻父仇，決意只身復仇。其父遇害十年后，顛末特別謀劃，終于手刃孫氏，報仇雪恥。
這一事務，那時在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各年夜報刊之上，跟蹤報道與各類評述，持續刊發了簡直整整一年。除了“刺孫案”自己的爆炸性消息效應之外，案發之后，法庭對此案的審理，歷次庭鞠問答的全經過歷程，以及施氏門第舊聞與獄中現狀，更是進一個步驟“緩釋”與“發酵”著這一事務的公共影響力——對于平津滬寧等地的市平易近而言，案發之后的這一系列“消息”，的確就成了這一年間的“逐日要聞”。市平易近民眾對此一直津津有味，各地報媒為此也孜孜不倦，留下了大批相干報道。
據昔時的相干報道可知，施劍翹在法庭上的供述，歷時長達兩個多小時，聽者無不為之動容。復又顛末長達十個月的三級審理，鑒于公義與平易近意，法庭頂住了孫氏家眷與舊部“請予嚴格判處”的宏大壓力，并沒有依照“殺人償命”的司法通例予以判決，只是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后又將刑期減七年。又經社會各界以及公民黨元老馮玉祥、李烈鈞、于右任等出頭具名呼吁與救濟，至1936年年末，施氏竟獲特赦出獄。從“刺孫”被捕至“特赦”出獄，進獄僅約一年時光即重獲不受拘束，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古跡。這一古跡所發生的宏大社會影響力，甚至超出了為報父仇、只身“刺孫”事務的顫動效應。
孫傳芳風景“年夜葬”，貴氣奢華墳場今猶在
話說“刺孫案”案發三日之后，1935年11月16日，北平《世界日報》第四版的一條短訊，則能夠是今朝已知的，除天津之外，在北京甚至華北地域報刊中，關于“刺孫案”審理最早報道者。原文如下：
【本報天津十五日下戰書十時德律風】孫傳芳十三日被施從濱長女劍翹槍殺后，尸身當日即運回英租界家中成殮。本日接三之期，津朝野名人與孫生前交好者，均赴孫宅吊唁。孫之宗子家震，此刻濟南齊魯年夜學任教員，昨晚已返津。次子家鈞，此刻北平燕京年夜學肄業，亦于前晚返津。其三子家鈺此刻津。孫之棺木為金絲楠木，價值四千余元，係前國務總理潘復所贈。至施劍翹于昨晚解抵處所法院檢討處后，今晨提出偵察，即解西頭第一看管所暫押，頗予優待。施之家眷，已呈法院謂施：（一）犯法情有可憫；（二）自首，懇求加重罪刑。
據上述報道可知，施劍翹于“刺孫”越日晚，已然進瑜伽教室獄。與此同時，孫家年夜辦凶事的不可一世之氣勢，也顯示著“刺孫案”審理必定將遭到“朱門貴族”的權勢影響，從一開端就蒙受著宏大壓力。
作為“刺孫案”的階段性后續事務——孫傳芳風景“年夜葬”，施劍翹進獄受審，都將遭到社會各界的追蹤關心與注視，只不外前者的消息絕對而言，其“熱度”究竟仍是無限，數日之后即已鳴金收兵，再無人問津了。
近90年后的明天，步進北京植物園中的臥梵剎西北方約200米處，即可見到那範圍可不雅、形制規整的孫傳芳墳場——東向為墳冢，西向為祠堂，北向為林木，外有紅墻灰瓦圍繞，主體建筑保留無缺。墳場進口是一座坐北朝南，高約六米的歇山式門樓，外型肅靜嚴厲，唱工講究；門楣上有磚雕銘記“泰安孫韾遠師長教師墓”字樣。除卻門樓兩側磚雕牡丹、壽桃、石榴等花果吉利紋飾，標榜墓主人生前逝世后的貧賤如意之外，門樓中心所設兩扇約三米高的鋼制紅漆年夜門，更為這朱門墳場平添另一番牢固莊嚴之感。進門之后，反不雅門樓後背，還有一副磚雕楹聯，聯文曰：
舊事等浮云，再休譚岱麓松榆，遑問江東壁壘。
斂神皈凈土，且收起武子家法，來聽釋氏梵音。
這副聯文，歸納綜合了孫傳芳早年交戰四方，暮年崇尚釋教的小我生活。回溯“刺孫案”案發之地即為天津居士林，也恰好反應出了孫氏暮年深居簡出、同心專心修佛的生涯方法。也正由於孫氏暮年崇佛之故，孫氏墓冢的形制，也有別于慣常的墳丘土包之狀，被建形成了窣堵波式石制墓塔居于中心的奇特款式。如許的形制，與明清兩代釋教寺院中的高僧墳場頗為近似。
細不雅墓塔，其基座為六邊形花崗巖所造須彌座，塔身則為青石刻造，中門鑲一拱形漢白玉龕，雕刻有“恪威大將軍孫公諱傳芳字韾遠暨元本張夫人墓碑”字樣，據此可知，此墳場實為孫氏佳耦合葬處。墓冢月臺後方，還立有一通約五米高的龜趺神道碑，碑額上刻有篆書“恪威大將軍總浙閩蘇皖贛五省軍務孫君神道碑”字樣，碑文由上元顧祖彭撰，侯官郭則沄書，概述孫氏生平，年夜致皆為樹碑立傳之辭。值得留意的是，碑文題名為“中華平易近國二十七年桂月榖旦”，可知碑文應該撰于1938年間，此時距孫氏被刺身亡已年夜約有三年時光了。
另據記錄，上個世紀70年月，孫氏墓冢地宮曾被翻開，還出土有墓志銘一件。至于墓志銘的重要內在的事務，那時固然未有表露，但大略也是樹碑立傳之辭吧。
章太炎親撰墓志，“諛墓”之舉犯公憤
說起“風景”年夜葬與樹碑立傳，歷來朱門權貴人物的身后事，年夜多這般籌辦。即使是被女刺客就地擊斃的一代軍閥孫傳芳，也循此通例。不外，為其樹碑立傳并親撰墓志者，居然是被眾人譽為一代反動元勛更兼國粹巨匠的章太炎，這卻是頗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翻檢約90年前的杭州《西北日報》所刊相干評論文章，不難發明，昔時章太炎為孫傳芳親撰墓志，以及墓志內在的事務若何“諛墓”的前因後果，這份舊報紙上早已說得一覽無餘、明清楚白，簡直是有這么一檔子事兒，這也實在令那時的國際寬大“不雅眾”張口結舌了一番。
題為《孫聯帥與章巨匠，功業文章兩不朽》的這篇評論文章，篇幅頗為可不雅，約有近五千字的文字內在的事務，于1936年3月25日、27日、28日、29日，分四次連載。
此文認定，章太炎因五千年夜洋的潤筆厚酬之故，不吝一代國粹巨匠的小我名節為孫傳芳“諛墓”，在墓志中“為之張年夜其詞，替孫氏冒功”“真令人齒冷”。因其實無法接收這一“令人齒冷”的事務，報社記者不單表露了墓志全文，還對墓志內在的事務予以了逐條逐項之駁倒。可以說，恰是由於《西北日報》的實時詳實之報道，這一事務的前因後果，以及臺前幕后諸多細節之解析，也就此在杭滬寧一帶甚至全部西北地域廣為傳佈。
此文刊發不到三個月之后，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姑蘇，《西北日報》于越日又刊發了一篇社論性質的頭條則章《悼章太炎師長教師》，此文雖確為表達悼念憐惜之意，可開首依然誇大“比來尚為孫傳芳諛墓等事，皆現實也”如此，就是要向大眾表白對此事的批駁態度仍不改初志，開釋出此事確為章氏生平一年夜“污點”的主要電子訊號。
同日，上海《鐵報》刊發《章太炎與世長辭》一文，篇末明白提到“為孫傳芳作諛墓之辭，深惜晚節不終”如此，可見杭滬兩地讀者對此事所持態度之分歧。兩天之后，《鐵報》又刊發《章太炎蓋棺論定》，更進一個步驟將此事與章氏平生聲譽之聯繫關係及影響，專門拈提出來，充足評述了一番。這篇五百余字的評述，提出了一個基礎不雅點，即章氏所撰墓志居然“能把一個阻攔反動的萬惡軍閥，寫成了一個年夜反動家、平易近族好漢”，這是令人覺得不成思議，也盡難接收的。之所以能寫成如許，無疑是“看在五令嬡的巨潤面上”，包含評述者在內的寬大讀者對此早有共鳴，由於“那時的言論，都說他白叟家給銅臭迷住了心竅”，即“利令智昏”。
應該說，這么一番言辭鋒利的“蓋棺論定”之說，雖未必能代替共享空間那時社會“主流”評價系統對章氏生平的總體褒贊之說，可究竟也代表了西北地域相當一部門讀者民眾（尤其是中青年讀者群體）對章氏暮年生活的另一種評價。簡言之，為孫傳芳親撰墓志一事，已然成為章氏生平中一個無法扼殺的“污點”。
巨匠蓋棺難論定，“晚節不終”為哪般？
“蓋棺論定”五天之后，《鐵報》仍在持續“發酵”這一公共話題。這一次，直接刊發了一篇題為《章太炎與孫傳芳》的文章，原文如下：
國粹巨匠章太炎病卒于姑蘇，言論對之毀譽各半，譽之者以其有功經學，毀之者則以其曾為孫傳芳作諛墓之文也。然以予所聞，則章為孫作墓志，雖推許過火，但未必受筆金。蓋印與孫莫逆，遠在十年以前，章初不識孫，且以其為武人而輕之。平易近國十五年，孫以三平易近主義足以號令大眾，乃倡為“三愛主義”以相抗，三愛者，愛國愛平易近愛敵也，并組織“三愛黨”以自厚其力，托庇孫下者，咸回附之。太炎閱報，見“三愛”之小樹屋名而悅之，函孫索詳章，孫寄與之，并邀章參加。章讀其宣言中：“兵兇事也，前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商紂既稽天討，則放牛桃林，縱馬西嶽，以未偃武息平易近，非伐暴救平易近，何忍使林林之罪，逝世于干戈之下乎？”一段，擊節嘆賞，謂為“藹然仁人之言”。即往見孫，相與談政治，契合分歧，自此乃訂交。孫欲從章治經學，章曰：“長短童而習之不成，盍學佛乎？”孫之皈依空門，蓋從章言也。
上述僅三百余字的短文，又流露出一個極為主要的汗青信息，即章太炎為孫傳芳親撰墓志，能夠并非“利令智昏”這么簡略，還能夠有更深條理的原因摻雜此中。此文表露了章、孫二人于1926年訂交，彼此引為知音，有長達十年的親密來往；孫氏暮年之所以崇信釋教，甚至也是允從章氏所言。是以，為如許一位“一面之交”的故交撰寫墓志，于章氏而言，既屬道理之中，也勢所必定，未必全然是那五千年夜洋的厚酬所差遣。
值得留意的是，《西北日報》報道中的墓志銘文字內在的事務并不完整，有個體文字罅漏景象。經多方搜求，筆者曾尋獲孫傳芳墓志原石原拓一件，細心對勘檢驗之下，不難發明，《西北日報》報載墓志內在的事務與墓志原石拓片上的銘文，還有其他一些字詞細節上的差別。可以據此揣度，報載墓志所據藍本應為章氏所撰初稿性質的文本。
經由過程不雅摩墓志原石拓片，可知章太炎撰文、陳陶遺書丹、沈恩孚篆蓋的孫傳芳墓志，經北平文楷齋劉明堂刻石而成；此志在撰、書、篆、刻四個方面皆出自晚世名家之手，可將其視之為晚世名志之一。遺憾的是，或因作為一代梟雄的孫傳芳生前逝世后的社會名譽皆不算佳好，章太炎更由於其親撰墓志而被時人視作“諛墓”乃至“晚節不終”，這么一件曾激發社會各界熱議，一度招致口誅筆伐的晚世名志，隨之埋沒于歲月風塵之中，乏人問津。
數十年來，平易近國史料文獻的挖掘與探研任務不竭深刻，成就斐然，可令人隱晦的是，這么一件晚世名志卻一直鮮有人說起，更不用說為之詳加考據與品鑒。即使近年出處著名學者卞孝萱等著手編訂的《平易近國人物碑傳集》（鳳凰出書社，會議室出租2011年），居然也未將之支出——如許的情況，或亦可視作章太炎“諛墓”事務負面影響的某種“后遺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