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端自漢末魏初，造極于工具兩晉，終極在晉宋之際漸趨消歇的清談，在中國思惟文明史上留下了奇光異彩的主要篇章，但是在后世的評斷中卻不得不舞蹈場地面臨毀譽各半的逆境。一方面，魏晉名流汪洋恣肆的風神、咳唾成玉的辭令和抉微闡幽的哲思，令久困牢籠的俗世中人總免不了自慚形穢而暗生企羨；可是另一方面，在政局波譎云詭的危殆情勢下，這些揮麈笑談的名流居然全日陶醉于辯名析理，甚至放浪形骸，欠亨世務，又使其無故背負起構亂誤國的罵名。盡管古代學者繚繞清談曾經做過大批翔實精密的訂正，但對于滿懷獵奇想要深刻清楚其源流遞嬗的通俗讀者而言，迄今為止生怕依然需求一部既能融合貫穿又能別出心裁的進門扶引之作。多年來精研中古文明的龔斌師長教師近日發布新著《魏晉清談史》（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24年），將這兩百年清談史上主要的人物、史事訂定合同題娓娓道來，一一判辨清厘，不只深具學理，並且雅俗共賞，可謂魏晉清談的導覽圖與群英譜。
一份及格的導覽圖起首要為游客規定適合的游覽范圍，過分狹窄當然使人拘于一隅而不克不及盡興，過于廣泛又不免行動匆遽而走馬看花。關于清談的性質，學界以往更著重從哲學史、思惟史的角度停止界定，乃至時常與魏晉形而上學混為一談。本書鉤稽梳理基礎史料，主意除了抽象的形上之思外，凡內在的事務觸及汗青、政治、人物、生涯、宗教等分歧範疇，具有問答情勢、重視說話技能的各類雅談美論也都應當歸入清談的范圍。唯有恰當調劑權衡取舍的尺度，才幹照實浮現清談在魏晉士人思惟和生涯中的主要位置和深遠影響。好比東晉王羲之在蘭亭邀約友人喝酒賦詩，在本書作者看來，此次“暢敘幽情”（王羲之《蘭亭集序》）的雅集就包括著清談的內在的事務，俯仰感歎間充足彰顯了玄對山川的意趣、安置性命的哲理甚至日常生涯的審醜化。在擴大清談范圍的同時，作者仍固守腳踏實地的準繩，并不貪多務得。有學者曾將清談的來源追溯至西漢淳于髡、西方朔等人的俳諧嘲戲，欲借此延展清談的內在的事務和汗青。作者對此不認為然，從兩者在內在的事務、言辭上的不合著眼，并聯絡接觸魏晉時代的常識譜系和體裁不雅念，予以辨析駁正。顛末這番沿波討源的考索，明白了清談的內在和鴻溝，起到了綱舉目張、統攬全局的後果。
一份上佳的導覽圖還需制訂細致公道的游覽道路，以免游客錯過任何一處值得低徊流連的風景。全書條分縷析，誨人不倦，旨在對魏晉清談的始末原委做全景式的考核。細究作者的相干任務，起首是多有補苴缺漏的研究。好比在曹魏正始年間言及裴徽、管輅等，西晉時述及樂廣、衛玠翁婿，東晉時提到桓溫及其幕賓等。這些清談人物或因運動范圍闊別京師等文明中間，或因談議內在的事務所存無幾而難以考索，此前并未惹起學界應有的追蹤關心。本書則從大批史猜中鉤稽爬梳，詳加考述，由此可見清談運動連續時光之久長，分布地區之遼闊，所涉職員之多樣。其次則重視清談場景的復原。不少清談議題確切極富思辨意味，很能啟人心智，可是一旦抽離詳細的周遭的狀況氣氛和人物神態，總感到缺乏些許鮮活靈動的賭氣。在會商管輅與諸葛原的清談時，作者曾繚繞《管輅外傳》里一段攻守相爭的比方悉心詮說，誇大以此來相比問答中的來去群情極為貼切活潑，并指出兩晉時用兩軍對壘來描述清談的景象更為罕見。當日兩邊劇烈辯論的內在的事務雖已渺教學場地不成尋，但據此遠想懸揣，仍能稍稍窺知清談的展開方法，令人宛若身臨其境而心生無窮嚮往。最后還誇大多元視角的考核。好比魏晉時代盛極一時的才性四本論，後人多從政治黨爭的視角加以分析，作者以為還需斟酌其本身特有的學術性質，不然就無法確實懂得此中抽象玄遠的內在的事務，更難以說明何故到了東晉時代，才性論的政治屬性早已淡化，卻仍然遭到大師的喜愛。可供比擬參證的還有西晉鼓起的“貴無”“崇有”之論，後人多關心其邏輯思辨的纖細深曲，本書則提示讀者必需留意此中還關系到吏制、士風等實際政治題目。“橫當作嶺側成峰，遠近高下各分歧”，整合了分歧視角的不雅感，才幹更周全地領略到清談的豐盛內在的事務和多重意蘊。
導覽圖替游客們計劃了全體過程，到了每一處詳細景點，還需求更有針對性的深刻先容。本書雖以時期為線索，實以人物為要害，供給了一份詳悉的魏晉清談群英譜。其間既有對潁川荀氏、河東裴氏、瑯琊王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等清談世家以及竹林七賢、洛濱解禊、蘭亭雅集等清談群體的群像掃描，也有對何晏、王弼、郭象、謝鯤、殷浩等卓盡人物的專門描繪，與此同時也沒有漏掉大量興高采烈、樂此不疲的通俗清談者。在總結歸納綜合世家、群體的全體趨勢時，作者并不疏于辨析其外部的纖細差別。在闡述竹林七賢時，就提到嵇康、阮籍、阮咸、劉伶等人當然有“越名教而任天然”的光鮮特征，而山濤、王戎、向秀等人盡管也宗仰天然，卻并不進犯名教。在考較卓盡人物的思惟時，作者在後人研討的基本上也測驗考試著再予拓展深化。湯用彤師長教師以為王弼在學術上獲得的立異實在是“繼東漢以來不受拘束精力之漸展”（《魏晉形而上學論稿·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的成果，作者對此就尤為觀賞，并從共享空間特性不受拘束、精力不受拘束和學術不受拘束等角度再做引申施展，誇大“精力與思惟的不受拘束是學術不受拘束的條件和基本”，“‘漸展’是精力不受拘束的開放經過歷程，也是舊學變更為新學的成長形狀”，稍事尋繹，不難領會到此中寄寓的深意。至于大量通俗清談者，在學術上或許乏善可陳，有些“啖名客”“利齒兒”只求博取申明，更是無足稱述，但也恰是由於他們的存在和映托，魏晉清談才會表現出洶湧澎湃、異趨多元的風采。
考核魏晉清談人小樹屋物離不開《世說新語》，本書作者于此精研豐年，接踵撰有《世說新語校釋》《世說新語索解》等著作，照常理而言，在編制這份群英譜時局必輕車熟路，毫無滯礙。不外他并不知足于此，而是甦醒地認識到，受永嘉南渡后南北政權對立的影響，《世說》記載的僅是東晉南朝的情形，尚缺乏以反應清談成長的全貌。為此他又從大批史籍中細心蒐求，鉤沉索隱，不只細心考索偏居河西涼州的張天錫介入過的一系列清談運動，以為其清談水準不容忽視，還指出南方文士中實在也不乏張躍如許“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崔鴻《十六國年齡·后趙錄》）的清談人物。
在這份清談群英譜中非分特別惹人注視的，是作者依據大批僧傳材料和佛經典籍，還專門會商了釋教清談的成長狀態。其間觸及僧俗交游、講經格義、佛玄融合等主要題目，提到康僧淵、佛圖澄、釋道安、竺法雅、支敏度、支遁、鳩摩羅什、僧肇、竺道生、慧遠等大量南北釋教界代表人物的清談運動，甚至還有不少善於釋教清談的女尼，例如“議論屬文，雅有才致”（寶唱《比丘尼傳·簡靜寺支妙音尼傳》）的支妙音，“雅能清談”“貴在理通”（同上《洛陽城東寺道馨尼傳》）的竺道馨。從中既能看到釋教在傳佈經過歷程中所支出的不懈盡力，也足以展示清談運動在那時的影響力、包涵度和豐盛性。
魏晉清談歷時達兩百年之久，內在的事務複雜，眉目紛紛。無須諱言，作者在旁搜遠紹時偶然也略有疏漏。好比在會商漢末釋教清談起源時，書中特地標舉了采用問答情勢的《牟子理惑論》，以為此書“固然不是清談的記載，卻無妨看成清談看”；先容漢末佛經翻譯情形時，又征引過該書的相干記錄；議及佛經格義景象的來源時，再次提到此書依靠《老子》以闡說佛理的先例。不外這部舊題東漢末年牟融所撰的釋教典籍，自晚清以來中外學界對其真偽就屢有爭議，或認定確為后漢之作會議室出租，或猜忌系出晉劉時人偽托，或認為真偽各半而需做鑒別，至今尚無定論。在應用此書時似乎應當稍加謹嚴，至多需求做些需要的交接。此外，令人略覺未愜于心的是，書中先后論說桓溫幕府和慧遠僧團兩年夜清談群體，卻對與這兩個群體關系極端親密的陶淵明避而不談。陳寅恪師長教師在《陶淵明之思惟與清談之關系》（支出《金明館叢稿初編》）中早就令人佩服地辨析過，陶氏部門思惟“為秉承魏晉清談演化之成果”。本書作者對陶淵明素有研討，有過《陶淵明集校箋》《陶淵明傳論》《陶淵來歲譜考辨》等系列著作，對此天然熟稔在胸。或許是斟酌到本書斷限下迄于東晉，而陶淵明業已進宋，才不得不將其消除在外吧。不外面臨陶淵明如許跨越晉、宋兩代的人物，後人在處理時實在仍有變通回旋的余地，《晉書》和《宋書》就分辨記錄其生平而并行不悖。好在作者曾撰長文《陶淵明哲學思惟及與魏晉形而上學之關系》（支出《南山的真意：龔斌說陶淵明》，上海古籍出書社2003年），對此題目別有申述，彼此比勘參照，也可以稍稍補充本書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