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目：《西廂記》的“春”與“秋”
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在文學史和戲曲史上頗負盛名，被賈仲明譽為“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全國奪魁”（〔凌波仙〕吊詞）。作為崔張故事的改編本，該劇充足施展雜劇體裁的特色，將抒懷與敘事慎密聯合，于小說、諸宮調之外，另塑典范。此中值得追蹤關心的轉變，是對“春”與“秋”的時光框架的設定，所謂“《西廂記》謂之《年齡》，以匯合以春，分袂以秋云耳”（李開先《詞謔》）。
回溯崔張故事的流變，作為故事泉源的唐傳奇《鶯鶯傳》固然提到了春、秋，卻并沒有誇大春與秋的季候特色與故事成長、人物感情的關系。李紳的《鶯鶯歌》留意到春天的佈景，把瑜伽場地鶯鶯的身姿和芳草花時相聯絡接觸。宋人的相干吟詠如趙令畤《蝶戀花鼓子詞》、毛滂《調笑轉踏》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懷。無論詩歌、鼓子詞，仍是轉踏，他們對春天的歌詠，均源于詩詞所配合具有的抒懷傳統。
在崔張故事的傳播經個人空間過歷程中，對春天、秋景的大批歌詠是從《董西廂》開端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作為一部說唱作品，在改編崔張故事時，表示出對春天、秋天這兩個季候的特殊器重。此中有大批的曲詞歌詠春天的懷念、秋天的離愁。好比“聯詩”以后的〔雙調·豆葉黃〕曲：“薄薄春陰，釀花氣象，雨兒廉纖，風兒淅瀝。藥欄兒邊，鉤窗兒外，妝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翠。采蕊的游蜂，兩兩相攜；弄巧的黃鸝，雙雙尷尬刁難。對景傷懷恨本身。病里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卷一）清人焦循曾盛贊《董西廂》的曲詞。可是，在《董西廂》中，作者固然大批借助春天、秋天來抒懷，卻仍延續了《鶯鶯傳》次序交接事務成長時光點的做法，且春季、春季反復呈現。在《董西廂》中，“春”與“秋”是抒懷的利器，并不具有構造的意義。
中國傳統戲曲“合言語、舉措、歌頌，以演一故事”。戲曲腳本的寫作，若何歸納故事，若何“搭架”，幾回再三為曲學家所誇大，而對“時光”的處置恰是此中主要的一環。王實甫在把鶯鶯故事改編為雜劇時，從表示崔張戀愛這個焦點動身，把“春”與“秋”斷定為故事睜開的時光框架，所謂“相見時紅雨紛紜點綠苔，分袂后黃葉蕭蕭凝暮靄”（第五本楔子〔仙呂·賞花時〕）。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見，在秋天送別。春與秋的季候更替與人物的離合聚散、腳本情節的推動嵌合為一體。
《西廂記》雜劇既把“春”與“秋”斷定為故事的時光框架，故著意凸起這兩個季候，集中筆力于春日的懷念、秋天的別愁。一方面，全劇花了大批的翰墨展寫春天的相遇、聯詩、聽琴、私會、秋天的拜別。另一方面，在鶯鶯張生春宵私會的情節之后，雜劇雖和《董西廂》一樣，隨之表示老漢人發明了二人的私交，但《董西廂》在此處對情節多做展展，寫“拂旦，令紅娘招生小飲”；寫張生向法聰借錢為定物；寫赴宴；寫“后數日，生行”。雜劇則在老漢人責問紅娘后，隨即叫來鶯鶯、張生，并且請求張生第二天即上朝取應。全部腳本對故事的搬演就此敏捷推動到“秋”，睜開秋天的“長亭送別”。這不只使得情節非常緊湊，並且也誇大了“秋天”這個時光節點。對“春”與“秋”兩個時光點簡直定與出力表示，使《西廂記》雜劇中的崔張故事具有了一個貫穿而清楚的頭緒。
也恰是在“春”與“秋”的框架下，腳本施展傳統文明瑜伽場地中季候所包含的感情，應用雜劇“飾演”的特色，把春天、秋天，與人物的思路慎密聯合，借助曲辭，對人物的苦衷做細膩深刻的發掘。“春”與“秋”的季節，使雜劇中鶯鶯張生的戀愛在抒懷方面與詩歌傳統充足連接。傳統戲曲的抒懷性由此獲得了很好的彰顯。同時，腳本對“春”“秋”二季的表示又緊扣情節成長，讓天然風景為劇情的睜開辦事。好比在故事的開端，《董西廂》是由論述者來交接春天：“貞元十七年仲春中旬間，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仙呂調·賞花時〕芳草茸茸往路遠，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盡堪描。○西有黃河東華岳，乳口敵樓沒與高，仿佛離開云霄。黃流滔滔，時復颳風濤。”（卷一）但《西廂記》雜劇則是在鶯鶯進場時，讓鶯鶯直接唱出心中對春天的感慨：“可恰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春風。”（第一本楔子〔仙呂·賞花時〕）春日之景牽動鶯鶯的心緒。腳本用鶯鶯的唱詞傾吐她在暮春時節的愁懷，落花漂蕩中的傷感，讓不雅眾在腳本的開端，就對人物有一種直接、理性的體味，也為鶯鶯隨后的戀愛萌動做出展墊。
張生佛殿偶遇鶯鶯，一見鐘情。《西廂記》雜劇寫張生對鶯鶯的美妙感觸感染是“恰即是嚦嚦鶯聲花外囀”（〔勝葫蘆〕），是“若不是襯殘紅芳徑軟，怎顯得步噴鼻塵底樣兒淺”（〔后庭花〕）。寫鶯鶯離往后張生的掉落是“空余楊柳煙，只聞得鳥雀喧”（〔后庭花〕）。以春天的風景寫張生的“意惹情牽”，表達他的傾慕之情。“心神不定”的張生是以決議“不往京師往應舉也罷”。
“長亭送別”是雜劇中經典的一折。作為主唱的鶯鶯的曲詞在對餞別時辰的摹寫中，幾回再三交叉對秋景的歌吟。“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老是離人淚。”（〔正宮·規矩好〕）秋空之高遠，深秋的西風、菊花、年夜雁、紅葉，襯著著拜別的佈景，寫出鶯鶯心坎的煩心傷腦與悲傷。“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冷煙衰草凄迷”（〔脫布衫〕），風中翻飛的黃葉、煙霧覆蓋的枯草，點出秋天的凄涼，也映照著宴席上的苦楚與壓制。“落日舊道無人語，禾蜀金風抽豐聽馬嘶”（〔一煞〕）浩大金風抽豐中的馬嘶，宣佈著拜別，也誇大著孤單與寂寞。唱詞勝利融匯范仲淹《蘇幕遮》、王勃《山中》、王安石《桂枝噴鼻》、李白《憶秦娥》等詩詞的感情和意境，使情感的容量異乎平常的豐富，耐人尋味。送別情節的搬演、“愁眉淚眼”的鶯鶯抽像的塑造，與詩歌抒懷之美融會無間。
“長亭送別”之后，張生投宿于客店，睡夢中鶯鶯追逐而來。“董西廂”寫張生客店夢醒后是“越越的哭到月兒落”，而雜劇則把《董西廂》對張生“嗚咽”的描寫改寫為張生的唱詞：“〔雁兒落〕綠依依墻高柳半遮，鬧哄哄門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葉風，昏慘慘云際穿窗月。〔告捷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囉唆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竭盡；痛煞煞傷別，急煎煎美夢兒應難舍；冷僻清的咨嗟，嬌滴滴美女兒何處也？”（第四本第四折）寫秋夜穿過云層的月光，寫風吹落葉之聲，寫促織的啼聲、搗衣聲，用零落的秋景、凄切的秋聲抒寫張生的心境，借助夢醒后的所見所聞來表達張生的懷念，飽滿腳本對拜別傷痛的描繪。
在《西廂記》雜劇對崔張戀愛故事的表示中，紅娘承當側重要的感化。劇中紅娘的唱詞亦不時和“春”與“秋”的時序相聯絡接觸。在“董西廂”中，張生跳墻一段，是用論述者的視角來寫景：“夜深更漏悄，張生赴鶯期約。落花薰砌，噴鼻滿春風簾幕。手約青衫，轉過欄干角。見粉墻高，怎曩昔？自量度。○又愁人撞著，又愁怕有人了解。見杏梢斜墮裊，手觸噴鼻殘紅驚落。欲待逾墻，把不定心兒跳。怕的是：月兒明，夫人劣，狗兒惡。”（卷四〔中呂調·碧牡丹〕）但在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中，則私密空間改為紅娘主唱：“（紅云）姐姐今夜月朗風清，好一派佳致也……〔駐馬聽〕不近鼓噪，嫩綠水池躲睡鴨；天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弓足蹴損牡丹芽，玉簪捉住荼蘼架。夜凉苔徑滑，露水兒濕透凌波襪。”（第三本第三折）“淡黃楊柳帶棲鴉”用賀方回《浣溪紗》詞，而以“嫩綠水池躲睡鴨”為對，不單自然奇妙，並且更凸起了春日的爛漫顏色。腳本借助紅娘的眼睛，由這位事務的介入者來描摹風景，寫月朗風清下的水池、睡鴨、楊柳、棲鴉。用嫩綠、淡黃的色彩，用牡丹芽與荼蘼架，寫春色之美、春天的活力。但是，紅娘的唱詞是寫景，又不只僅是寫景。美妙的春色是張生跳墻赴約的佈景，轉達著一種愉悅的心境。同時，也與接上去的劇情反轉組成反差。
王實甫在元代雜劇成熟、成長的時代，以“無情人終成家屬”為宗旨，重寫鶯鶯張生故事，把《西廂記諸宮調》對春景、秋景的表示，加以重塑，轉換為全部故事的構造頭共享會議室緒。以“春”與“秋”為故事的時光框架，把崔張故事放置于一度的“春”與“秋”的轉換之間。從春天的相思，到秋天的拜別，“思緒不分，文情專注”（李漁《閑情偶寄》“構造第一”），使故事的演述凝練、簡練，很好地吻合了雜劇舞臺飾演的特徵。而在“會和以春，分袂以秋”的時光框架下，長于情辭的王實甫用雜劇這種那時風行的民眾文娛情勢，施展傳統文明中對節序的認知、詩歌中春思秋怨的積淀，強化借景抒懷的表示伎倆。經由過程春景、秋景，把劇中人物的苦衷、心聲透闢地轉達了出來，使故事的應付具有了充分的情感顏色，使雜劇的主題獲得彰顯。
可以說，《西廂記》雜劇發揚了戲曲的特色，借時序使抒懷與敘事告竣完善的融會，成績一種新的文本范式，一部“萬載風騷話本”（西蜀璧山來鳳道人《新增秋波一轉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由此成為文人雜劇寫作的精致代表，成為中國戲曲史上的不朽經典。
（作者：李簡，系北京年夜學中文系傳授）